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农民日报·中国农网记者 朱凌青
开栏语
在广袤的乡土中国，有这样一群人：他们是乡亲们最熟悉的“120”，是慢性病患者的“活档案”，是公共卫生网络的“神经末梢”。他们有个共同的名字——乡村医生。即日起，《农民日报》开设“村医对话录”专栏，旨在回归最真实的乡土现场，透过村医这扇独特窗口，倾听他们守护农民健康的故事，触摸基层医疗最鲜活的肌理与最真切的痛点，为健康乡村建设凝聚更广泛的智慧与力量。
村医档案
姓名：陈桂平
年龄：48岁
所在地：江西省吉安市青原区新圩镇新圩村
从医时长：29年
41年前，在江西省吉安市青原区新圩镇新圩村的秧田里，农民们正忙着捆秧结。其中，一位7岁少年的动作总与旁人不同。别人能用双手拿着草绳捆扎秧苗，他则需要先用嘴紧紧含住秧苗的一端，再用左手完成绕绳动作——这位少年就是陈桂平。
3岁时，陈桂平因一场火灾失去右臂，但他一直告诉自己，“我虽然少了一只胳膊，但只要是正常人能做的事，我也要尽量做到”。正是带着这样的信念，长大后，陈桂平完成了一系列看上去不可能完成的事：去卫生学校上学、用一只手打针换药、学会骑自行车……这一切只是为了实现他的梦想：成为一名乡村医生。终于，他在成功取得乡村医生资格证后，于1996年回到新圩村开了家诊所。
从此，一声“陈医生”，叫响了29年。从迎来第一位病人到累计接诊超20万人次，从病人不愿意让他打针到夸他“打针一点都不疼”，从骑着第一辆自行车驶上乡间行医路到骑坏16辆自行车，从第一次为残疾病人免除医疗费用到为困难家庭减免诊疗费30余万元、资助学子260余人……陈桂平不仅践行着乡村医生的使命，也做了许多职责之外的事。
今年5月16日，在第七次全国自强模范暨助残先进表彰大会上，陈桂平荣获“全国自强模范”称号。在本期“村医对话录”中，他与我们分享了自己扎根乡村，做好村民“健康守门人”的故事。
“我最担心的是留守老人病了没有人照顾”
记者：请描述一下您作为乡村医生的一天。工作中最大的压力来自哪里？
陈桂平：我们村医，既要帮父老乡亲把小病小痛看好，还要充当家人的角色，帮他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。我大伯之前就是村医，他不仅帮人看病，他简直是万能的。我刚开始当村医的时候，他就是我的榜样，我心里想，要像我大伯那些老一辈的“赤脚医生”一样，做到他们那么好，甚至要去超越他们。
每天早上，我一般五点多钟起床，把村卫生室整理好，然后去拜访附近的老人，看看他们身体状况如何，有什么生活需要。回来后，到了六点多钟，乡亲们陆陆续续会来看病。接诊以后，有时间我就吃点早餐，没时间就不吃。有时会遇到紧急出诊的情况，没有紧急出诊时，我会定期随访慢性病患者、严重精神障碍患者、留守老人、孤寡老人、0～6岁儿童等群体。有些病人白天要干活，会约我下班后上门帮他们看病。另外每周二、周五的下午，我固定去大前村那边坐诊。那是我们镇最偏远的村，没有村医，我主动申请去填补村医的角色。一天下来，如果还能有空闲的时间，我就上网课学习。
原来工作负担还是蛮重的。因为我不仅有两个村的服务对象，邻近乡镇也有人来找我看病。近几年村里很多人为了务工或者子女上学外出生活了，我的压力相对来说就轻了一点。过去高峰期我最多聘请过3个护士帮忙，目前卫生室靠我和妻子两个人运营。
当前乡村老龄化、留守问题突出，我的压力主要来自留守老人，怕他们生病，因为他们病不起。病不起的原因不在于医药费，而是生病后很多老人没人照顾。比如村里有位叫胡桂姑的老人，今年90岁，十几年来一直瘫痪在床，子女不在身边，请了个人照顾她。十几年来，都是我跟那个人共同去照顾胡桂姑。我给她看病基本不收钱，最多收点医药成本费。有时为了给她补充营养，我会自己买排骨，炖好汤送给她喝。还有位孤寡老人叫曾八英，我照顾了她整整18年，每天早上都会去看她。但去年8月有一天早上我发现她没闩门，人睡在床上，迷迷糊糊的。她说前一天晚上下了雨，她急着去收衣服，不小心摔倒了，骨折后自己艰难地爬回了家。我赶紧帮她做检查，发现烧到了39度多。她本身患有高血压引起的肺心病，那天后我前后照顾了她15天，但是最终还是因为并发症离开了人世。18年来，我真的都习惯了每天去她家，以至于现在从她家经过时，我都会忍不住看一眼，但能看到的只有家门上那把已经生锈的锁了。我总觉得人的晚景不该如此凄凉。
“得到父老乡亲的认可、尊重，就是我的价值所在”
记者：您的收入能否满足您和家庭的基本生活需求？是什么支撑您一直坚守在这个岗位上？
陈桂平：刚开始当村医时，收入不太够生活，而且还需要自己先垫付药费。我同时也是农民，家里种了六七亩地、油茶树，有段时间还养了猪，可以贴补家用。后来随着我得到村民的认可，甚至附近乡镇的人也会来我这里看病，收入慢慢就好起来了。近年来，国家政策更是给了我们蛮大支持。从事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工作的乡村医生，每人每年有2100元的岗位补助，还有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人均财政补助、基本药物制度补助等，我也有能力帮助更多的人。
好多人也确实邀请过我到城里面，甚至是到广东去开诊所。但对于我来说，钱永远满足不了一个人的心。我在基层扎根行医将近30年，得到了父老乡亲的认可、尊重，得到了我们各级政府的托举，我觉得这就是我的价值所在，给多少钱我都不会去，因为我的生活习惯已经与这里不可分割了。我不跟乡亲打交道，我跟谁打交道？父老乡亲们生病时，第一个想到的是“要到陈医生那里”，或者“到桂平那里”，这就是我们行医的价值，是我活着的意义。
记者：您曾提到“期盼更多年轻人加入村医队伍”，在吸引和留住年轻村医方面，您有什么建议？
陈桂平：在我们当地，我觉得月收入至少得达到6000元才能留住年轻村医。对于没有一点存款的年轻人来说，一开始行医，没有积累口碑和名气时，业务相对来说会比较少一点，但他们要穿衣吃饭、成家立业，不太可能指望他们像老一辈一样接受“半农半医”的生活方式，还是要考虑他们的现实情况。假如能将村医纳入编制会更好。或者提高他们的待遇，特别是公共卫生服务一系列待遇或者是给一些补助，也是非常有意义的。最迫在眉睫的则是解决村医的养老问题。我现在跟其他村民一样，买的是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。应完善对乡村医生的服务收入多渠道补助机制和养老政策，建立健全乡村医生养老保险机制。
“希望能拥有一台血常规检测仪”
记者：近年来，我国持续改善乡村医疗基础设施条件，进一步健全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，提升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，其中令您最有感触的改变是什么？在提升工作效能和医疗服务可及性上，您最希望改变什么？
陈桂平：村卫生室的医疗基础设施越来越好，原先我想都没有想过村卫生室能有心电图机，现在我们有了。过去我们使用的床位基本上是自己买的或做的那种木架床，后来卫生健康委员会给我们拨付铁架床，质量好多了。目前我很希望能拥有一台血常规检测仪，如果能在村里做血常规检测，我们就可以判断病人是病毒性感染还是细菌性感染，避免滥用抗生素。
另外，我还渴望提高自己的医术。目前我每年能有一星期左右时间参加政府组织的培训，其余时间我会自己花钱买网课学习，也会加一些名医的微信，向他们请教。我现在抓住一切空闲时间学习，就是想提高对疑难杂症、罕见病的判断能力，学习掌握最新的医学知识。就拿给村里孩子看病为例，现在的孩子都是父母心中的宝，如果我不与时俱进，提高自己的能力，他们对我不放心，只能带着孩子去上一级医院看病，有可能耽误病情不说，还会增加各种成本。
记者：您对未来5~10年村一级基层医疗服务的发展，有什么样的期望？
陈桂平：在建设健康中国的道路上，每一个村卫生室都是不可或缺的健康哨所；作为农村“健康守门人”，我们村医群体的听诊器接触的不仅是患者的心跳，更是中国基层医疗体系的脉搏。但我们却常陷入“巧妇难为无米之炊”的困境。缺乏基本急救设备、缺乏系统的急救培训，在这种条件下，我们依然要直面心梗、卒中、中毒、创伤等各种急症，每一次抢救都是在简陋条件下与死神进行的博弈。我期望政策层面加快落实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》，切实保障村卫生室急救药品设备配置；医疗教育体系需建立村医急救能力长效培训机制，建议每季度开展沉浸式模拟演练；法律层面则应完善医疗损害鉴定标准，充分考虑基层医疗的特殊性，建立符合实际条件的急救评价体系。更重要的是建立村医心理支持机制，对经历急救事件的医务人员提供专业心理疏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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